随着2026年9月17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目标区间调整至3.75%至4.00%，这是自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根据点阵图的数据显示，18名委员中有16人预计年底前至少还会有一次加息。就在一周前，欧洲央行也同步上调了三大关键利率25个基点，将存款利率提升至2.50%。相应地，英国央行取消了之前关于进一步降息的提及，而日本央行则维持基准利率在1.00%，同时释放了继续加息的信号。全球大多数主要央行的政策几乎都向紧缩方向靠拢，但中国央行却显得格外不同。2026年，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保持在3.00%，5年期以上LPR维持在3.50%，自2025年5月以来已经连续14个月未调整。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持续发力，包括降低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0.25个百分点，以及为支持农业和小微企业增加5000亿元的再贷款额度，并独立设立1万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另外增加4000亿元用于科技创新及技术改造的再贷款。这一系列举措并非“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然而，释放的流动性与全球紧缩利差之间的压力，正在逐渐形成一股影响普通人资产负债表的力量。

要理解为何全球加息而中国选择不跟随，需要对比两组截然不同的经济数据。海外央行面对的是由地缘冲突引发的输入性通胀。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美国4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至3.8%，创下两年多来的最高纪录，欧元区的通胀预期从1.9%大幅上调至2.6%。因此，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当务之急是应对通胀，加息成了必然选择。而中国的经济情况则截然不同。2026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生产稳、出口强、消费弱、投资慢”的经济格局，物价低位修复的同时通缩压力有所缓解，但改善幅度有限。内需疲软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收缩——贷款出现负增长，存款却大幅增加，居民优先选择积蓄以偿还债务，从而压抑了消费。

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明确表示，2026年将继续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优先考虑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及物价合理回升。海外央行致力于抗通胀，而中国则专注于促进经济复苏。两种不同的政策任务必然导致利率方向的差异，这是政策分化的根本原因。面对利差的扩大，通常会引发资本外流及人民币贬值，但2026年的局面却与传统逻辑背道而驰。潘功胜在2026年3月的论坛上指出，截至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上升约1.3%，对欧元升值3.7%，对日元和英镑也有不同程度的升值。而5月，海外机构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持仓达到3.21万亿元，单月净增持的国债也达到611亿元。尽管利差不利，人民币资产却在外资的增持中找到了平衡，原因在于中国的通胀水平远低于其他国家，实际利率仍处于竞争状态。虽然名义利差扩大，实际利差并未达到预期的幅度。此外，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持续提高和企业结汇的周期性需求，使得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并未因为美联储加息而减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澜在发布会上提到，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双向波动，保持灵活性，约60%的进出口贸易对汇率的变动敏感度较小。这意味着，利差带来的短期资本流动压力被中国实体经济的韧性和汇率的灵活性所缓冲。

政策分化最直接的影响落在普通人的收入上，表现为银行柜台的存款利率跌入“1字头”。截至2026年5月，1年期存款的平均利率为1.273%，2年期存款为1.363%，3年期为1.685%，而5年期的利率则下降至1.553%。这种倒挂现象愈发常见，三年前的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仍为2.60%，如今则降至1.25%。一位退休教师在柜台上询问续存时得知，续存利息将大幅缩水。2026年被称为“存款到期大年”，华泰证券的测算显示，一年期以上的定存到期规模将达到50万亿元，而国信证券则估计这一规模在59万亿至71万亿元之间，主要集中在2025年末至2026年初到期。这些资金到期后面临着困境：要么续存，利息大幅缩水；要么选择其他去处，但不知何去。存款正在经历搬家，且速度在加快。2026年上半年，居民存款增加了7.58万亿元，同比少增3.19万亿元。在一季度，居民流入保险资金1.5万亿元，私募基金约5836亿元，股票保证金约4510亿元，公募货币基金约4123亿元以及贵金属约2244亿元。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居民的财富配置正在由单一的“银行存款”模式，逐步转向多元化的资产配置。

这不是主动选择，而是受到下行利率的迫使而产生的被动变革，而这种变化本身也意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那些能及时找到更高收益去处的人，能够在低利率环境中减轻损失，而把资金留在活期和定存中的人则将在实际购买力上面临更大的压力。